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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研讨
王连洲:“脱胎换骨”之后 信托业仍不可松懈

  王连洲 信托法起草工作具体组织者

  信托法起草工作具体组织者王连洲访谈录

  随着我国进入“十二五”新时期,信托业也随之面临新的发展机遇和挑战,如何选择发展道路,成为摆在信托人面前的新命题。记者就此采访了《信托法》起草工作的具体组织者王连洲。作为一部对中国信托业存废关系重大法律的起草参与者,他对《信托法》和整个信托业的思考站在了较高的位置。

  记者:在《信托法》的推出中,您的作用功不可没,这在业内已经是一种共识。目前在信托行业法律环境还有很多需要完善的地方,您能否回忆一下当时您最主要的工作是什么?解决的最大问题是什么?您是怎么解决这些问题的?能够解决这些问题最根本的原因是什么?

  王连洲:我从1983年到2000年,在全国人大财经委工作了17年,主要是负责全国人大财经委同国务院有关部门必要的联系工作,以及参与金融财政方面法律的审议服务和起草工作,包括人民银行法、证券法、基金法和信托法等等。我作为全国人大财经委《信托法》起草工作组的主要组织者和参与者,积极推动了信托法的出台。具体做的工作,主要是围绕起草《信托法》所带来的组织工作,包括前期的境外考察、立法比较、制度研究、征求意见和起草条文。

  在我的记忆里,解决的最大实际问题是组织了多次包括美国、英国、日本以及台湾、香港等境内外专家学者参加的信托研讨会。在《信托法》起草工作中遇到的最大问题,是将属于舶来品的普通法系的信托制度根植于奉行大陆法系的中国,又一个吸纳的过程,比如对于“一物一权”与“一物两权”就有个衔接融化的问题,还有信托法中应该或者需要安排什么内容等,由此产生的分歧认识就在所难免。对于信托业的经营行为,要不要法律规范就有两种意见。人大财经委信托法起草组就主张规范,因此人大财经委提请人大常委会审议的信托法草案,就包括两个主要内容部分,一是信托基本关系行为,二是信托机构经营运作规则。对信托投资公司规定的存废问题,成为最大分歧点,长期解决不了。是否在《信托法》中规范信托公司并设立专门的章节,应该说这并不是一个很大的原则问题,而是一个可以这样也可以那样的立法体例和立法取向问题。实际上意见双方都有个“以我为主”或者“先入为主”的问题,反映着对于信托投资公司不同的认识和看法,说不上谁是谁非。信托法起草组对信托公司面临的情况和业界的呼吁,似乎感受更深一些,所以力主在《信托法》中专设一章规定信托投资公司,希望借此对信托业进行保护、引导和规范。在《信托法》的前几稿中,一直存在“信托公司”一章,并列举了多个理由维护这个格局,但后来因为强力反对被删去了。所幸的是,《信托法》历经坎坷之后终于在2001年问世了,并为信托业最近10年来的快速发展,营造了良好的法律环境,打下了坚实的法律基础。我的感受是,《信托法》来之不易,信托业发展到今天的状况也不寻常,需要齐心协力扶护。信托业今后应该坚持开拓创新,广泛挖掘市场,加强研发力量,用信心、决心和耐心去推动信托业的发展。

  记者:对于目前信托业发展中法律问题的完善,比如税收等,您认为不能及时完善的根本原因是什么?应当采用怎样的方式去解决?

  王连洲:近年来,信托行业的立法工作已经取得了不小进展,银监会、人民银行、财政部等部门都制订了有关信托的规范性文件,尤其是资产证券化、企业年金基金等业务的立法中,对“信托”的规定颇为细致。但是,仍有不少信托业开展的重要制度,没有相应跟上,特别是信托登记、信托税制等,这些都是信托业稳健发展的基础制度和有力保障。之所以一些相关的信托制度立法相对滞后,甚至在多年疾呼的情况下仍然驻足不前,主要原因可能在于:其一,信托制度的普及度和认知度还相对较低,各方面对信托的“奥妙、独特制度优势”还不甚了解或者了解不深,由此信托登记和税收等方面的问题,一直难以真正提上日程并得以有效解决;其二,信托制度在大陆法系的文化中较为特殊,与既有的诸多制度存在摩擦或冲突,立法难度颇大,尤其是在已经自成体系的登记和税收等制度中嵌入信托机制,难免会遇到不少障碍;其三,虽然信托行业的资产规模和业务收入增长迅猛,但信托研究和信托宣传明显滞后,缺乏对信托业的总结和宣导,更缺少对信托立法的深入钻研和持续推动。我认为,信托行业应该加强交流,在协会等组织的引导下,多做一些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的实际工作,把信托业的真实情况和现实问题等信息传递给相关部门,推动信托制度的持续完善和健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