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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托漫谈
漫谈信托的历史脉络、法律关系和角色功能(上)

  著名法学史家F W 梅特兰曾经感叹到:“衡平法最大和最重要的贡献,就是创造和发展了信托……这可能是英国法律人最突出的成就。在我们看来,信托几乎是文明社会的基础,而在外国法律中没有任何与之相似的东西。”

  当然,这是誉美之词,毕竟大陆法系民法典的丰功伟绩不可能被信托制度所掩盖,不过,冷静观之,在英美法系的王国里,无论是财产法、合同法、侵权法等传统法律部门,还是商法、银行法、证券法、保险法、投资法等新兴法律部门,都离不开信托;而且要追溯英美法系的发展轨迹,就无法绕开信托。因此,可以把信托与大陆法系的法律行为理论相提并论。事实上,在英美法系里,信托正如法律行为理论一样,具有统摄财产法、合同法、侵权法、婚姻法、继承法、金融法、投资法等诸多具体部门法的功能。如果一定要在英美法里找出如大陆法系的民法总论,信托就是比代理制度还重要的内容。

  一、英美信托历史溯源

  英美法学著述几乎不给概念下定义,对待信托也是如此。但为照顾中文为母语的读者思维习惯,还是可以找到类似给信托下定义的论述。有的认为,信托是由受托人为一个或者多个受益人管理财产的方式。 有的认为,信托是指委托人把财产交给受托人管理,而收益归受益人的一种财产转让行为。 有的认为,财产所有人可以通过下列独特方式转让其财产而设立信托:首先,所有人必须把财产权分为普通法权益(legal interests)和衡平法权益(equitable interests);其次,所有人必须替为衡平法财产权(equitable title)持有人管理该财产的普通法财产权(legal title)持有人设定信托义务;一旦所有人以这种方式转让其财产后,该财产就被称为信托财产。

  信托孕育于有普通法法院和衡平法法院之分的英国历史背景之中。现代信托的始祖是中世纪的用益权即“use”。法学史家认为,用益权可以追溯到圣方济各会教士(Franciscan friar)来到英国的13世纪中期。根据那时的教规规定,教士不能拥有任何财产。可是,教士也是凡人,要吃喝拉撒。虔诚的信徒就想出了一个变通的办法:把土地转让给附近合适的人士,让其为教士的利益而拥有土地,即所有人把某块土地转让给A及其继承人,用益权则归教士。通过这种转让方式,普通法非限嗣继承财产权(legal fee simple)就转让给用益权受让人(feoffee to use)A,而其系为用益权受益人(cestui que use)即需要化缘的教会(the mendicant order)利益而持有土地。通过普通法财产权由A所持有,用益权受益人可以实现对所转让土地的占有。

  虽然在早期,上述用益权得到了英国教会法院的承认,但是,却得不到世俗的普通法法院的承认。由于不存在受益人可以起诉用益权受让人的普通法诉讼理由,受僵硬死板诉讼程式限制的普通法法院对用益权受让人违反转让协议的行为,显得无能为力,不能给予救济。后来,作为“国王良心的守护人”的御前大臣(chancellor),即后来的衡平法法官,就认为这种情形很不公平;到15世纪初期,衡平法法官开始强制用益权受让人必须履行其曾经向转让人所作的承诺。因为衡平法法官裁决用益权有效并可以强制用益权受让人执行协议,遇到不讲诚信的用益权受让人的风险就能很好地予以化解,所以,用益权越来越多,其范围也不再限于虔诚的信徒赠与土地给教士,而在普罗大众之间迅速发展起来。人们尤其是土地所有人发现,通过把普通法财产权转让给用益权受让人,所有供享受的利益都可以如转让人所愿而得到实现。例如,在1540年的《遗嘱法》(the Statute of Will)前,土地不能遗赠,只能传给长子。欲回避长子继承制(primogeniture)的土地所有人便转向用益权寻求解决之道。他们发现用益权很灵活、很适合自己的需要:所有人可以把土地转让给A及其继承人,在所有人生存期间用益权归所有人,然后用益权归所有人的遗嘱指定之人。万一发生争议,衡平法法官必定会作出用益权归所有人的受遗赠人的裁决。尤其是因为这种方式可以回避要缴纳给国王的封地税(feudal incidents),用益权就更受到普遍欢迎。出于避税的用益权上的用益权则导致了《用益权法》(the Statute of Uses)的颁布。

  为了恢复封地税和填补国库,国王亨利八世(Henry Ⅷ)绞尽脑汁,决定通过立法从根本上否定用益权的合法性。因担心用益权无效给受益人带来严重后果,英国议会在亨利的催促下,很不情愿地于1535年制定了《用益权法》,并于1536年开始实施。但是,这部法律并没有造成用益权不合法的结果,相反,它把用益权受让人的普通法财产权取消后给予了用益权受益人。用当时的话来说,用益权得到了执行(executed),就是说,转化成了普通法权益。从前的受益人——如今被赋予了普通法财产权——松了一口气,但是,在去世时还得向国王缴纳其应缴纳的税款。

  虽然《用益权法》的目的是废除用益权,但是,富有想象力的律师和法官还是找到了这部法律的漏洞。法院认为,如果用益权受让人(如今称为受托人)负有积极履行义务,就不能适用该法。人们认为,积极信托(active trust)——规定受托人负有以特定方式处理财产的义务----与从前的用益权大不相同,因为在以前的用益权里,用益权受让人仅仅是持有普通法财产权而已,用益权受益人本人可以直接从土地上取得收益。对该法作出这样的解释后,就允许衡平法法官重申其有权管辖称为信托的用益权,从而培育了现代信托:由受托人享有普通法财产权、由受益人享有衡平法财产权并由受托人经营管理财产所得收益的制度设计。

  正如斯科特(Scott)教授所指出的那样,如今,信托是一种非常灵活的工具,其用途“就如律师的想象力一样不受限制”。 从根据遗世配偶和孩子们的各自需要而供养他们的遗产分配到庞大商业帝国的经营管理,都可以利用信托;为慈善目的或者养老送终目的而管理财产,信托大有用武之地;它也可以用于经营管理巨额的投资基金(如共同信托基金)或者贷款担保如信托契据(deed of trust)抵押贷款。信托还有其他许多用途,尤其在某项财产的受益人或者所有人众多的情况下,信托可以克服财产经营管理分散而导致的低效、无效甚至负效的弊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