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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托漫谈
信托制度与中国文化关系探究(上)

  通常的观点认为,中国的传统文化思想、法律观念和金融行为中是没有“信托”这一概念的。但若开阔视野、拓宽思路后,在更为深邃和宏观的历史、现实舞台的幕布前来考量这些命题则未必尽然,是有着商榷和质疑的余地的。

  “信托”最早的雏形可追溯到古罗马帝国时期的“Fidei Commissun ”或日耳曼法上的“Salmen”,而英国中世纪的“USE”——用益设计是信托最直接的起源。英国独树一帜的,以正义和良心为基础的衡平法理贡献了信托的概念,构筑了信托的理念,使信托设计制度化和规范化,从而完成了英国人在法律领域最伟大最杰出的成就。而中国法律和金融对于信托的引入,是从属于二十世纪以来大陆法系各国纷纷继受、改造或扩张具有英美法系传统的信托法制这一大背景的。因此它是个“舶来品”,“外来户”。

  这种观点绝对正确吗?例如,在中国从古至今的传统文化和法律思想中到底有没有信托的观念?

  《红楼梦》第十三回“秦可卿死封龙禁尉 王熙凤协理宁国府”中,秦可卿托梦凤姐,谈及“月满则亏,水满则溢”的自然社会规律不可违背,赫赫家业终有一天也会“登高必跌重”。而秦氏开出的药方则如下端描述:

  “……莫若依我定见,趁今日富贵,将祖茔附近多置田庄、房舍、地亩,以备祭祀、供给之费皆出自此处;将家塾亦设于此。合同族中长幼,大家定了则例,日后按房掌管这一年的地亩钱粮、祭祀供给之事。如此周流,又无争竞,也没有典卖诸弊。便是有罪,凡物可入官,这祭祀产业连官也不入的。便败落下来,子孙回家读书务农也有个退步,祭祀又可永继……”

  这段话反映出来的信息极为丰富。秦可卿关于宗族祭祀,家塾教育经费来源安排的长久之计,主要反映了清代现实生活中的“茔地”、“祭田”制度之存在。这种制度的理论基础及其形制表象、社会功能大致如此:中国人的传统文化中极为讲究尊祖先、重丧葬,“慎终追远”,所以要“建碑以表先茔,常存报本之意;置田以备祭祀,足徵追远之诚”。因此,汉、满家庭宗族皆有茔地祭田。在晚明到清代的社会经济生活中,鲜明存在的茔地和祭田之制的实际意义除了安葬和祭祀亡者外,主要的功能还在于:

  其一,维系家族和宗族内部血缘纽带。所谓“事死如生,事亡如存”,要求像对待生者一样侍奉前辈亡灵。祖先意识和族群意识还借助于常年祭祀、祖茔修整、举办家塾、救济族中贫人等得以强化。

  其二,提供生存保障。清制,因罪籍没之家,坟园祭田不入官。这正是世家大族苦心经营坟园祭田的一个重要原因。这一规定至迟在雍正年间已经存在。乾隆元年(1736)又定:凡亏空入官房地内,如有坟地及坟园内房屋,看坟人口,祭祀田产,俱给还本人,免其入官变价。

  其三,提供经济收益,缓解生计压力。……

  文学不是现实但来源于生活真实。“秦可卿托梦”一段就是清代祭田、学田制度的生动写真和映射。所谓仁者乐山,智者乐水,第十三回秦可卿与王熙凤的这段著名对话,字里行间看到的是一个完善臻美的避险增值的理财计划,乃至中国传统法制文化中信托思想萌芽之存在。

  实际上可卿之计可算是宗族范围内“家族信托”。因为中国古代公民社会体系极为不发达甚或不存在,基本上是以家庭、宗族、族群为基本生产生活单位,所以我们应该可以理解和认同这一“家族信托”的实施范围。这段情节在全书中的重要地位,需要我们重新认识。

  在法律的真实中,“祭田不入官”的规定实际上是一种非常有趣的法律现象,我们可以称之为“立法救济、校正制度”。 “祭田不入官”之规定的逻辑思路是,对于被发现和被国家法律确定、治罪的“贪官污吏”、“悖反谋逆”者,理应没收其全部财产,予以严惩。但另一方面,从中国封建伦理文化的传承来看,自从汉初儒家学说确立了在中国政治思想上的统治地位,以“仁”、“礼”为基石,以“孝”治天下,“忠臣出于孝子之门”的观念大行其道,深入人心。慎终追远、祭祀先祖、延续香火是人生、家族天大的事。一个人,一个家族,政治上可以身败名裂至千夫所指,经济上可以倒闭破产至一贫如洗,但绝不能逼迫人家至断子绝孙(这是最恶毒的咒骂)的境地,使之“断了香火”,“祖宗不血食”、家族祖茔无人祭祀,断了血脉。“挖绝户坟”(和“敲寡妇门”一样)者为人所不齿,是最缺德的,这是不能容忍和不符合社会伦理规范的,不会得到社会舆论的赞同。所以作为补救和校正而有此规定,即保证犯罪家庭能够有最低层次的生活保障和延续能力、祭祀能力,以符合作为社会伦理基石的正统孝道观念。